《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作者姜亮夫）是第一部对敦煌文献及艺术进行系统介绍的著作。这部书把敦煌石窟艺术宝库及秘藏的古代文书经卷的内容和重要价值，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发现50年来中外学者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成就，比较详尽地向世人作以介绍。在正文之前，有“自序”、“敦煌附近地图”、“图录”、“敦煌图录解说”等。正文分为“敦煌简史”、“敦煌石室”、“敦煌学”、“敦煌的造型艺术”、“敦煌的佛教经典”、“敦煌的道家经典”、“敦煌的儒家经典”、“敦煌的史地材料”、“敦煌的语言材料”、“敦煌的科学材料”等9部分。全书首先说明敦煌的历史、石窟的开凿与雕塑壁画艺术的遗留、莫高窟秘藏经卷的发现和遭受到帝国主义文化间谍掠夺的经过。其次，从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等各方面说明敦煌古代文物对我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大价值。再次，对敦煌遗存的造型艺术，佛教、道家和儒家经典，史地、语言、文学、科学文献分别作了专门的论述。作者还对于敦煌地区发现的汉代简牍以及最早制造的纸张，也作了论述。《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附铜版插图60余幅，分为二组，甲组展现出最精美的敦煌艺术杰作，乙组是一些比较材料，借以说明敦煌艺术的渊源。（摘自《甘肃 河西走廊风物志》魏明孔编著）        姜亮夫（1902—1995），云南省昭通市人，一代国学宗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53年起，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一书，使淹没了一千多年的从隋陆法言《切韵》以后一直到宋《广韵》为止的《切韵》系统诸韵书，恢复了其本来面貌。    1942年出版了《瀛涯敦煌韵辑》60万字。在《韵辑》印行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姜亮夫先生一面对这些卷子作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一面又从各方收集原先未见之影片，最后， 完成了这部韵书集大成之作《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    《考释》分上下两部，上部辑录瀛涯敦煌卷子摹本28卷，内中多有为敦煌学界所稀见的韵学资料;下部为著者考释文章的总汇，对韵书卷子进行了全面研究。    本书内容全面，资料丰富。《考释》在《韵辑》收录原卷的基础上，又补新片14张，至此，隋唐宋韵书基本收录无遗。本书是传统语言与敦煌卷子的综合研究，从而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开创了新路子。敦煌原卷照片，大多残缺不全。本书校勘精审、研究深入。姜先生以其独到之学识，勤奋之态度，使这些另字残片，完复整貌，去除谬讹。（江林昌《切韵》系统诸韵书的复活——读姜亮夫先生《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

《莫高窟年表》一书，对于从事敦煌学研究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同志，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著作。《年表》工作，体大思深，考订精详，既可作为综合性工具书以备翻检，又可视为理论学术专著以供参考。它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是，溯源探流，驳难辨正，正确地指出了敦煌艺术植根于华夏沃土的本质，同时廓清了弥漫于这一领域的迷雾与偏见。经纬编织，资料富赡，是《年表》的又一特点。作者以年代为经，以史事为纬，分为《表前》、《正表》、《表后》三部分。其中《正表》自晋永熙元年(290年)莫高始建窟寺起，讫于藏经题识有可靠记载之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止，为全书的主体部分。作者除将抄录、拍摄所得海外经卷之有年月可考者依次编列，系于各年之下以外，更从经史典籍中，披沙沥金，摘录点滴有关材料，诸如宗教传播、寺观兴废、各朝儒释道三教势力消长、崇佛或毁法事件、历代高僧西行访经译经大事及与政治之关系、书画名家事迹与艺术流派嬗变承袭的脉络、王朝兴替对莫高艺术盛衰的影响、西北军事大事与州县体制变迁…… 征考入表，以与敦煌莫高艺事互相发明。以经证史，补阙考失，是《年表》的又一特点。作者谈经(敦煌佚经)，带着史家的眼光。因为经书的宝贵，在于其中保存着大量可以考见唐宋甚至更早年代原貌的文献，以之与史籍对照发明，可收误者正之、正者证之之效。反之，作者对于敦煌经卷也并不盲目信从，以经、史互校，反向予以辨正的例矛，书中亦所在多有。    《年表》存在的不足在于，一是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未能有所反映，二是由于在修订过程中被抽弃了不少参考资料，使得部分年代下的史事与经卷的叙述显得单薄，三是个别经卷文献的系年，尚有可以商榷的余地。    (邓长风：《精详富赡的千年长卷——姜亮夫<莫高窟年表>评介》)

《敦煌学论文集》作为《成均楼论文辑》第二种，共收论文二十八篇，除综述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外，主要是儒家经典如《毛诗》、《尚书》的校录，对《道德经》及道教佚经的综合研究，各种韵书的考释，归义军的订补等，其中涉及韵书者最多，计有《瀛涯敦煌韵辑补逸》等十三篇，附录有敦煌经卷所见释氏僧名录及寺观录三种资料，此书代表了作者平生研究敦煌的业绩，书中资料多系作者早年在英、法时抄录。

《瀛涯敦煌韵辑》是我们研究《切韵》系统的重要著作之一。它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姜亮夫先生从巴黎、伦敦、柏林等处，影抄摄影了十九种尚无人知道的敦煌与吐鲁番隋唐人写本和五代北宋刊本的韵书，并一一加以整理。这是在学者们对吴县蒋氏的孙愐、故宫本的王仁昫韵、伦敦的唐写本韵书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清《切韵》原书的全貌， 从而对《切韵》系统的研究获得更正确的结论。《瀛涯敦煌韵辑》一书的材料， 可见是对《切韵》韵部、韵次安排、四声分卷、韵首，纽首及其次序、注音方法、注解字义、全书字数等进一步考正的有力依据。    该书在论证陆法言之名号、论证陆氏韵目来源于吕、夏侯、阳、李、杜五家、论证《切韵》韵目等方面都做出了科学的论述。    本书“论部”自卷十至卷十九，共十卷，叙录陆法言《切韵》原书及其流变抄本， 以至长孙讷言笺注本、孙愐唐韵残卷、晚唐诸家韵集本、北宋刊本《切韵》等二十余个方面的宝贵材料，非常细致。（蔡勇飞《<瀛涯敦煌韵辑>在音韵学史上的意义》）    本书“谱部”自卷二十至卷二十四中的《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诸韵切语上字不见于唐韵诸字谱》、《诸韵切语下字不见于广韵诸字谱》、《隋唐人韵书所载诸体字谱》等， 更是不仅精细地考证， 而且多将诸家韵书排列比较， 使读者对极其琐细的考异之处也能一目了然。（蔡勇飞《<瀛涯敦煌韵辑>在音韵学史上的意义》）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按照内容，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前四篇以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为主；第五篇至第十四篇基本上属于敦煌学范围；第十五篇至第十七篇讲的是摄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三篇是关于目录学的文章。在敦煌学部分，作者对在伦敦所见到的敦煌俗文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评价。他认为，敦煌俗文学深受佛教影响，寺院应该是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此外，作者还就敦煌俗文学材料对中国俗文学的演进所产生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实际上，无论是唐代史部分、敦煌学部分，还是后面的摄山佛教石刻、西洋美术以及目录学部分，其中所收录的论文多少都与中西文化交流史有关。因此，本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敦煌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领域里的突出成就。（文枫《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版本目录学家、翻译家。在郑和研究、边疆史研究、书法艺术上成就斐然。一生以中古史见长。1938年任浙江大学教授。

作者以亲切质朴的笔触，极具深情地回忆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记叙了他苦学绘画、留学法国、守护敦煌的诸多经历。本书是保护敦煌的呼吁书，也是一部励志书。    这本自传共八章：（1）人生初途；（2）留学法国；（3）西行前记；（4）初寓敦煌；（5）艰难岁月；（6）国宝之光；（7）保护与研究；（8）飞天传友谊。集中而又生动地记述了作者献身敦煌事业的坎坷经历与人生路途，有许多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及文化学术交流的珍贵资料。书中还附录了作者的一些研究论文、杂文、谈话录、讲演稿及七十余幅图片。    常书鸿先生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染织科，1927年到1936年，他负笈法国十年，学习西画，并在艺术之都巴黎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与声誉。作为一位富于才华的艺术家，他怀着一颗为守护、研究、发扬民族宝贵文化遗产而献身的赤子之心，毅然舍弃了都市的繁华和安定优裕的生活，几经转折，来到了黄沙蔽日的大漠戈壁。抵御流沙、清理洞窟、临摹壁画，在极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常书鸿先生以惊人的毅力，给敦煌石窟以前所未有的最切实有效的保护，为敦煌艺术的保护与研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全书共40万字，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基础上，对变文、诗词、券契等敦煌通俗文书中的俗语词进行了系统的辑录和考释，反映了我国有关敦煌语词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迄今为止收词最多的敦煌文献的专门语言词典。“这部词典，总括了敦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补充推阐，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给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就词书编纂说，它给现在的几部重要的辞书如《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的漏略提供了丰富的补充资料”。   从研究范围看：《词典》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敦煌文献，包括文学、史学、宗教、经济、法律等，也兼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从收词释义的情况看，《词典》在《通释》研究的基础上新增了条目；新增了义项；并在考释词义的同时，也对《变文集》及相关作品作了校勘；同时注意发明俗字，总结规律。不足之处是对个别词语释义不确，部分词语溯源不够。    蒋礼鸿（1916～1995），浙江嘉兴人，通文字、训诂、音韵、目录、校勘之学，擅长俗语词研究、古书校释和辞书编纂，尤其在敦煌语言学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享誉海内外。曾任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杭州大学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初版于1959年，后于1960、1962、1981、1988、1998年先后增订过五次。四版三十一万五千字。它是第一部研究敦煌文献词语的著作。    该书的特色之一体现在材料的广泛性上。本书有意识地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语言材料，从而为解决变文中的疑难词语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上起先秦，下至现代，举凡诗、赋、词、曲、笔记、小说、语录、随笔、民谣、佛经、诏令、奏状、碑文、字书、韵书、音义、史书、文集等等，无不在采摭之列。其二为本书采用了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通释》还继承并发扬了清代朴学家的优良传统，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所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等话作为指导思想，有意识地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词义、词源，而这是以往一些研究俗语词的著作所欠缺的。其三，本书在研究语言现象时，具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它并不满足于对变文中的疑难词语作出诠解，还力求找出这些词语的来龙去脉，从而把词语的断代研究纳入词汇史和语言学史的轨道。《通释》的第四个特色，是它在考释变文词义的同时，还能联系其它许多古代典籍，连带解决了这些书中不少的训诂和校勘的问题，因而《通释》不仅是一部研究敦煌变文的工具书，也是阅读和注释其它一些古书，特别是古代诗文有用的工具书。    本书是中国当代敦煌语言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日本学者誉之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美国学者以为是“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条云:“(此书)对研究唐五代民间文学和汉语词汇发展史都大有帮助，可与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媲美，同为不可多得之书”。（郭在贻：《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郭在贻先生率弟子张涌泉、黄征撰《敦煌变文集校议》，评骘诸家校勘是非，发表自己钻研“心得”。评诸说则实事求是，既不虚美，也不苛求；叙己见则立论允当，证据凿凿。    《校议》为书，既要定诸家校勘之是非，又要校原卷书写的错讹，驳正误说，允当贴切。    《敦煌变文集校议》的最大特点是以俗字写俗语，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至今还有很多疑难尚未解决。研究者或存疑待质，或据文意臆测，治学态度虽异，但都于事无补。《校议》作者在核对原卷的基础上，核以文意，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将《敦煌变文集》的整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校议》之所以成就斐然，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前人未措意处发现问题，进而加以解决，“校人之所未校，发人之所未发”。《校议》灵活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每校一语，往往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法，很难分清谁是对校，谁是本校、他校、理校。本书也存在漏校、误校的不足之处。     郭在贻（1939—1989），山东邹平人，师从姜亮夫、蒋礼鸿等先生。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培养了一批学生，如张涌泉、黄征、王云路等。

收敦煌学论文十六篇，内容涉及王梵志诗、唐代白话诗、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敦煌变文及唐代俗语等敦煌遗书中的通俗文学作品的汇校、校勘，以及俗语词的阐释。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合编。1988年10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汇集从语言或文学角度对于敦煌遗书及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校勘、考释和论析的论文十九篇，内容涉及韵书、鸠摩罗什《通韵》、历日、变文、变文词语、俗赋、曲子词、《佛说生经》、《王梵志诗》等，以校勘、考释敦煌变文、王梵志诗中词语的成果为多。

该书把真实和虚拟的敦煌以精美的图画及对技术精华介绍的形式一并捧到读者面前。真实的敦煌将让读者惊叹，惊叹中华文化瑰宝的举世无双；虚拟的敦煌将给读者以震撼，震撼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神奇力量。    该书具有真实性和虚拟性完美结合的特点。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3章，分别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以及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和研究现状，描绘了真实的敦煌。第二部分包括后5章，分别介绍了敦煌石窟信息的数字化获取、敦煌石窟虚拟展示、敦煌壁画虚拟修复和模拟演变、敦煌石窟艺术辅助鉴赏、敦煌风格图案的辅助创作等方面的成果、关键技术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描述的是虚拟的敦煌。    本书达到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全书共有近500幅彩图，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对所有图片的色彩进行了校对，以保证它的艺术真实性。同时，在该书的图片中还有不少是计算机生成的图形，代表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图像处理技术在文物鉴赏和保护中的应用的结晶，也能给人以很好的艺术享受。    该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可以定位于广泛的不同层面的读者群，做到普及性和专业性兼顾。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该书既是一本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的画册，也是一本介绍最新的图像处理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的科普读物。对于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和计算机技术的专家，则可以从书中的关键技术研究部分领略其中包含的高新技术的先进性。（《艺术与科学的联姻 ——<敦煌?真实与虚拟>》出版，樊晓燕 刘依群）    潘云鹤（1946—），浙江省杭州人，1970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图形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1995—2006），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潘云鹤是中国智能CAD领域的开拓者，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了构图、色彩等多类知识表达问题，实现艺术图案设计自动推理。他在真实感图形描绘、光照模型和空间感色彩模型等方面均有创新。这些成果主要应用于纺织印染设计，甚至被用于敦煌艺术的复原和保护。

这部文集是对浙江敦煌学研究历程的回顾，同时也是对浙江现阶段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巡礼。

《敦煌变文校注》系由原杭州大学已故著名学者郭在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语言学，1988年立项)的最终成果之一。黄征、张涌泉二教授合著，1993年定稿，1997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近170万字。该书是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在前言中，通过爬梳、比较前人已有“变文”之成说，最后谨慎地采用了王重民、潘重规二先生的“变文”观，把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赋等予以收录，在目前对变文定义未取得一致意见之时，这样做是可行的。    《敦煌变文校注》之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者收录变文作品之原文，二者则为校注之文字。而所收变文，包括了《敦煌变文集》之大部，并增辑了俄罗斯、台湾、日本等地所藏的写本，凡86种。《敦煌变文集》原录78种，其中《下女夫词》、《秋吟》、《搜神记》、《孝子传》四种非变文作品予以删除。另外，伯二一二一《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种，实为《维摩经押座文》的一部分，予以合并。而斯二四四号《解座文》一种，《敦煌变文集》录于《三身押座文》之末，经研究实属“解座文”，故独立为篇。这样新增者有12种。该书编次上依《敦煌变文集》，包括历史故事和佛教故事两大类。历史故事依文体之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分为三卷。佛教故事则依佛陀的故事、佛经讲经文和佛家故事，亦分为三卷。押座文及其他短文则置于其后，总为一卷。    该书在学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首先，敦煌变文是研究晚唐五代词汇和语法的重要资料，经过精细校勘的《敦煌变文校注》便为学术界进一步研讨中古近世汉语语法词汇的衍变提供了准确的语料，也为准确理解变文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其以俗治俗的语言文字研究法，更别开汉语史研究的新天地，对现代汉语及应用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的研究亦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其次，取材宏富，视野开阔。该书在校释变文字词时，用竭泽而渔的方法，举凡经史子集释道诸方面的材料都在作者的取用之列。特别是对其中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佛教变文，作者校刊整理时处处留意征引原典来比勘，既纠正了变文写本中的一些引录传抄之误，又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三，文史兼备，方法得体。作者校注时对有关的史实解释得相当清楚。（《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09月第1版）

《敦煌俗字研究》70万字的专著，被誉为“是一部规模宏大、新意迭出的学术著作”，是“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人民日报》海外版更是载文称：“敦煌俗字研究”，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本书分为上下编，上编为《敦煌俗字研究导论》，下编为《敦煌俗字汇考》。上编分十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诸问题，如俗字的性质、敦煌俗字的概况、敦煌俗字的类型、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辨识敦煌俗字的方法，等等。下编按部首把敦煌字书、韵书以及其他写卷中的俗字材料汇为一编，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参证，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俗字的来龙去脉。    具体而言，本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资料完备，以保存俗字最为丰富的敦煌文献为基本研究材料，同时对历代散见的俗字研究资料网罗无遗，使全书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客观材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论述全面，全书分上下编，包括理论探讨与俗字汇考两部分，有关俗字研究的各个方面多已涵盖，而又条分缕析，精细入微，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三是实用性强，本书所列举的详尽义例，所总结的各项规律、所辑集的俗字材料，不仅对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敦煌文书的校读、古籍整理、大型字典编纂等，都有举一反三、金针度人的作用；四是富有创见，对于纷繁复杂的俗字现象，不仅明其然，而且力图明其所以然，不仅充分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多发前人未发之覆，纠正了前人的大量辨认错误。    张涌泉，1956年出生，浙江义乌人，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先后指导两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和敦煌学。

该论文集是作者18年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该书共收集了21篇文章。其中有关《尚书》残卷研究的有《敦煌本〈尚书〉叙录》、《BD14681〈尚书〉残卷考辨》、《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等4篇文章，有关《诗经》研究的有《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等4篇文章，有关《礼记音》研究的有《唐写本〈礼记音〉著作时代考》、《唐写本〈礼记音〉所见方音考》等4篇文章，有关《刘子》残卷研究的有《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残类书〉所引〈刘子〉残卷考略》2篇文章，还有对其它残卷定名与缀合的文章有4篇，以及《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等3篇文章。(王义芝)

本书目录如下： 一、敦煌文献整理的原则和方法(2篇)； 二、敦煌俗语词考(8篇)； 三、敦煌俗语法研究(2篇)； 四、敦煌俗音研究(l篇)； 五、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释研究(5篇； 六、敦煌变文校释研究(10篇)； 七、敦煌歌辞校释研究(2篇)。

敦煌卷子俗字盈篇，为阅读之最大障碍。本书是敦煌俗字研究的第一部概论性著作。书中对敦煌俗字的概况、敦煌俗字的成因及各种类型、敦煌俗字的研究方法，以及敦煌俗字研究的重要意义，都作了相当准确而深入的论述。作者在俗字研究方面颇多发现，纠正了前人在俗字辨识方面的很多错误。全书熔宏观的理论探索与微观的实际考辨于一炉，体大思精，胜义纷陈，无论对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大有裨益。（豆瓣）

这本《愿文集》是黄、吴两位利用缩微胶卷一字一字辨识录文，又依据并不齐全的《敦煌宝藏》覆校完成的。首先，他们从已经公布了缩微胶卷的全部英、法、中敦煌文献中来节选有关文献，这就为整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他们在文献整理中比照出一批相关文献，以及同一文献的不同抄本，从而使文献的整理更加科学。本书录校尤为精当，把卷子中的衍、脱、误、倒、残、俗、假借之字都逐个釐定。在录校这些文献时，不仅局限在该文献本身，进而从同类文献甚至其他文献寻找到录校的依据。    这部集子所校录的文献资料，不仅对宗教研究、文学研究、民俗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史学、语言学、文体学以及石窟建筑、壁画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黄征，又名黄徵，男，汉族，九三学社社员，祖籍江苏淮阴。黄征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学与语言文学的研究，尤致力于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初的俗语词、俗字、俗音和敦煌变文、歌辞、愿文、王梵志诗等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用训诂的方法解决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难题。    曾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并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1992年1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该社《东方文化丛书》之一种。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    本书研究范围涉及到职官制度、门阀氏族、马政、西域政局、货币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收有《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马社研究》、《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金山国立国之我见》、《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等敦煌学论文五篇，其余三篇为隋唐史及吐鲁番学研究的论文。    卢向前，男，1949年生，浙江省嵊县人。 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5至1998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98年后在浙江大学任教。现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国古代经济史。

许著穷搜博采，网罗放佚，共收集到敦煌藏经洞所出经籍写本320号，包括公开出版的大型图录(指《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 上公布的303件，在相关论著中公布的7件，在网站上公布的l件，尚未公布的9件。至于土地庙遗书、非敦煌写本而误以为敦煌写本者、非敦煌经籍而误以为经部写本者、伪卷以及杂写则置于“存目”，仅备参考。可以说，许著是迄今为止收录敦煌经籍写卷最多、最全、最丰富的一部学术著作。    不仅如此，许著在每一篇叙录中，还专列“研究”一项，将有关此写卷的研究论著一一罗列其下，以方便读者查考和使用。这些相关的研究论作，散见于大陆、港台、日本等地， 不易尽揽。幸赖作者耗时、耗力、耗财地进行穷尽性搜求，才聚于一编，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研究和使用。    在写卷时代、写卷缀合、写卷定名的考证上，创见叠出。许著在介绍每个卷子抄写时代的时候，一般先介绍各家说法，再衡定众说，断以己意。可贵的是，许著纠正了许多前人对写卷抄写时代的错误定年。许著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审理了全部敦煌经籍写卷，首次缀合了许多前人没有缀合的写卷(共104件，缀合成35卷)，补足了部分可以缀合更多写卷而没有缀合的写卷，纠正了前人的一些缀合错误。许著采用先对同一种文献的不同写卷拟定一个书名(根据历代书目的明确记录)，再将每个写卷所涉及内容的篇目用括号附注在后的方法定名。对于那些历代书目没有相关记载的写卷，如果写卷本身有题名的， 则依题名定名; 如果无题名，则据内容拟定一个新名，务求反映写卷的具体内容。    许著的编排次序，以经书为纲，叙录为目。经书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毅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之序，每经一卷，每一卷首有总述，介绍该经的流传和研究情况以及敦煌写卷的存佚状况和价值。总述后分列若干类，每类下标列各写卷，并逐卷写出叙录。叙录部分首先就该写卷的内容起迄、完缺情况、所存行数等形态作一简明扼要的介绍。然后概述诸家目录对该写卷的著录和定名，前人已有正确定名的承用之，前人定名错误的纠正之，前人未有定名的确定之。如若该写卷有相对应的通行本， 则标明其内容在通行本中的起迄页码和栏数，便于读者使用。最后综合各家之说，考定写卷的抄写时代。若遇散乱断裂之残卷，则作了相应的考订缀合工作。叙录后还列有图版、录文、研究等项。“图版”和“录文”主要著录该写卷已经公开出版的图书的影本与录文，“研究”主要列举正文中未曾引用的有关该写卷的研究论著。（周掌胜：敦煌经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    许建平，1963年12月出生，浙江慈溪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学术研究方向：敦煌学、经学、训诂学。1994年5月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

本书考辨精确。众所周知，文献的整理与辨析是敦煌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于此，敦煌本《老子》研究也不例外，如王重民、唐文播、蒙文通、陈国符、饶宗颐、严灵峰、王卡、大渊忍尔等中外学者皆做过较为精细的工作，但由于写本的特殊性，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对此，作者广征博引各类文献，细心甄别，创获良多。    体例得当。敦煌《老子》写本文献纷繁复杂，要厘清不同传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脉络，实非易事。所以，写作体例上也得深思熟虑一番。对此，作者在章节安排上颇费心思。全书除《绪论》、《余论》、《附录》外，主体结构分为六章：第一章《敦煌本(老子)叙录》篇幅最大，约占总量的1／4。何以如此？当是使读者对各敦煌本《老子》有一全面了解之缘故；第二章《敦煌本(老子)的文本特征》，着重介绍了纸张行款、书法字体和抄写符号三大内容；第三章《敦煌本(老子)的传本系统》，则从篇章、字数方面确定了敦煌本和简本、帛书本及传世本《老子》之间的异同；第四章《敦煌本(老子)注疏》，重点介绍了《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李荣注和其他重要的注本，比如BDl4677《佚名老子道德经义疏》；第五章《敦煌本(老子)的流传》，则讨论了敦煌本《老子》写卷的文本来源、流传形式，特别是传播过程中和《十戒经》结合的问题；第六章《从敦煌写卷看(老子)的成书》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对《老子》的成书与定型过程进行了审视。由这种章节安排可以看出，作者力图以敦煌本《老子》的文献学研究为中心，同时连结贯通相关的思想史和老学传播史，可谓重点突出，层次井然。    作者视野开阔。如《绪论》中在回顾总结：20世纪以来的敦煌本《老子》的研究历程时，便比较全面了介绍了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日本以及欧美等地的成果，并客观地评价了其间的得与失，从而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找出了自己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则能做到历史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李小荣《老子文献学研究的新收获——敦煌本<老子>研究评价》）    朱大星，1972年生，江西莲花人。1999年至2005年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学习，先后于2002年及2005年获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后留所任教。2007年被评为副教授。

由张涌泉主编审订、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是迄今为止对敦煌变文以外的敦煌小说类作品汇辑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首先对“敦煌小说”的概念及“敦煌小说”与“敦煌变文”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敦煌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大量不同类型的俗文学作品，“变文”是其中的一种主要类型，但它不能代表“敦煌小说”。因此，不属于“变文”的小说类作品，不必勉强收入“变文”，以免混淆；另外一些不属于“变文”的作品，实际上也属于小说，不能弃置不理。    根据这一观念，该书对敦煌小说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作出了准确分类。它指出，“变文”以外的敦煌小说，可以分为“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类，其中“古体小说”又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小类，“通俗小说”又可分为“传奇”和“话本”两小类。这就完整展现了敦煌小说的全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敦煌小说生动反映了唐代小说发展的真实图景。即：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绵延不绝的“志人”和“志怪”古体小说，仍在继续传播；另一方面，民间通俗讲唱艺术蓬勃兴起，作为这种民间讲唱故事文本的变文、话本等，以及兼受古体小说和通俗讲唱艺术影响、但主要是受后者影响的“传奇”小说，已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两个方面同时并存而此消彼长，唐代小说的发展呈现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古体小说为主发展到宋元以后以通俗小说为主的一个过渡阶段。敦煌小说只是当时保存在西北边鄙角落的一些文献，但它的格局竟与整个唐代小说的总体情形基本对应，可视为整个唐代小说整体格局的一个缩影。摆脱了托庇于“变文”、以小寄大的窘境，敦煌小说对唐代小说史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就得到了充分彰显。    作者以深湛的古典文献学和敦煌学的修养来从事《敦煌小说合集》的整理，就使这本书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文学总集和选集的鲜明特色。    首先，他们对每种敦煌小说的写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比对，理清了各个本子之间的关系，精选底本和校本。每篇作品前均有“题解”，备述有关卷子的情况及相互关系，以及历来校录的情形及其得失。    其次，本书作者在校录作品时，充分利用现在各地所藏敦煌文献已基本影印出版的便利条件，仔细核对原卷，并发挥在敦煌俗字、俗语词、敦煌文献形制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对字句作出准确辨识，改正了不少沿袭已久的讹误。（廖可斌，《<敦煌小说合集>：呈现唐代小说的真实图景》）